与工业、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相比，农业显得有些特别。它的减排固碳措施成本相比来说较低，见效快，且农林碳汇有助于抵消碳排放，实现碳中和。在业内专家看来，通过合理的减排固碳措施，农业生产有望达成负碳目标。
在崇明区港沿镇的齐茂粮食专业合作社，数千亩水稻田里正茂盛地生长着绿油油的蚕豆。它们要发挥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生态价值——充当绿肥。
“这样做，既能调减化肥的使用，减少面源污染，也培肥了地力，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等到之后水稻种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后茬稻米品质提升。”合作社负责人宋家坤说。
控制化肥的使用量，是发展绿色低碳农业的一大重点。近年来，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广下，通过冬作绿肥种植、有机肥施用等方法，有实际效果的减少了化肥的使用。据市农业农村委数据，上海化肥施用总量从2015年的10.86万吨降至2020年的6.89万吨。
能做的还不止于此。弄清农业各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原理，才能有的放矢加以应对。
以国内种植业为例，水稻田排放的气体以甲烷为主，这是由于稻田长期淹水形成厌氧环境，导致秸秆及植物根系分泌的有机物转化成甲烷排放出来。另外，化肥施用到旱作农田后，经微生物反应产生另一种温室气体氧化亚氮。一般每公顷田地施用的氮素，大约就会有1%转化成氧化亚氮排放出来。
“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量看似不大，但是单位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分别是二氧化碳的28倍和265倍，影响不可以小看。”上海市农科院气候变化与绿色生产研究室主任周胜告诉记者。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种子、育苗、生长管理到采收的各个阶段，都有文章可做。
以种子为例，上海市农科院等主体基于种质资源，研发出具备减碳优势的新品种。比如，罗利军团队研发出节水抗旱稻，并配套绿色栽培技术体系，可节水50%。当灌溉水量减少，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甲烷排放也会相应减少；齐茂粮食专业合作社已种植的沪早香软1212，用肥量较常规减少15%至20%，也会相应地降低氧化亚氮的排放。
在水稻生长过程中，齐茂粮食专业合作社采用机械化种植和配套栽培技术，用无人机给水稻平衡施肥。“人工施肥有可能会出现用量把控不佳、播撒不均，或者效率不高错过最佳用肥时间等问题，机械化手段有助于实现化肥农药的合理使用和效用发挥。”宋家坤说。
十年前，周胜团队开始了一项关于水稻低碳生产的研究，他们要解答的主体问题是：每公顷水稻田里，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种植方式，能够达到水稻低碳、零碳甚至是负碳生产的目的。
为此，团队在基地设置了水稻试验田，通过对比施肥水平、肥料种类、轮作制度和灌溉水量等控制变量，长期跟踪监测水稻产量、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土壤碳汇能力，最终在不影响产量的前提下，形成稻田生态系统固碳减排技术体系。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展碳汇能力更强的生物质炭肥料研发，生成更多的实验对照组。
“在农民传统的印象里，认为多施肥就会长得好。实际上，每种作物都有合适的施肥范围，即使施用过量的肥料，作物的吸收量也有限。”周胜又以近几年大力推广的秸秆还田为例，这一措施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增加土壤的有机质。但如果还田时机不当，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反而会大于土壤碳汇量。
关键是，如何明确种植的各项标准。这就触及低碳农业的核心之一——建立并制定农业碳减排技术标准与评价体系。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农业领域很多数据都是通过比较粗放的排放因子计算出来的，缺乏精细化的评估，要进一步完善。
位于崇明区的东禾九谷开心农场也在做一些相关试验。他们计划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减少秧苗的使用数量，从而将种子的使用量降下来。目标数值是降低到目前普通生产方式的30%。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在育秧、插秧、除草所有的环节下功夫。“今年我们引进了全套价格不菲的育秧设备，配置了种子温汤消毒系统。”东禾九谷董事长杜军旗和记者说，在没有这套系统之前，种子发芽前需要用药水或石灰水浸泡24小时做消毒。新设备的投用，可提高种子活性和出苗率，避免这一环节农药的使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我们的理念是，让种植目标回归农业生产的初心，也就是产出土地能产出的量。”在杜军旗看来，实现生态农业并不是特别容易，需要在水稻产业链条的所有的环节，实现生产理念从种植稻谷向种植大米的转变，同时达成绿色环保目标。
当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低碳技术的应用会涉及资金的投入。对于并不挣钱的一产种植来说，如何调动积极性是一大难点。
“上海作为全国碳排放权统一交易买卖平台所在地，能够尝试通过市场化的机制，争取率先实现基于农业领域碳减排和碳汇的核定与交易，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与经济价值。”针对经济实力有限的小企业或农户，周胜认为，可以设定一些灵活普惠的机制，比如说采用低碳生产方式可获得碳积分，凭借碳积分可换取实用的日用品。
在东禾九谷开心农场，不仅有讲述稻米文化的展馆、现代化的大米工厂和育秧基地，也有种植蔬菜水稻的田地、环境优雅的乡村酒店，并且，今年还将建成高标准的稻谷烘干和冷链仓储中心。它已经不单单是种植农场，也是集加工、休闲、见学和体验为一体的多功能场所。
“一开始，我们以高品种水稻种植为主，后来发展出民宿，随后水到渠成升级为主打稻米文化的主题乡村酒店。”杜军旗将大米视作与消费者之间的绝佳媒介，“很难想象，有别的产品可以和大米一样，如此紧密地和客户产生联系。”
经济效益也很明显。农场总产值从2020年的500万元增至2021年的1000万元。杜军旗今年的目标是将产值再翻一番，达到2000万元。
在日本，这几年已有企业推出低碳产品。生产理念是在农田里使用生物质炭，通过增加土壤碳汇措施达到农产品生态品牌化目的。按照一定标准产出后，产品贴上由京都碳运营委员会制定的低碳标签。同时，生产的全部过程的固碳量还可作为碳信用，到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
周胜团队正尝试与企业合作推出低碳产品。“这相当于绿色食品的升级版。绿色食品主要是以食品安全质量为第一考虑，低碳产品则是将环境效益一并纳入。”周胜希望，通过消费者末端的选择来推动前端的低碳生产方式。
此前，团队曾做过一项调查，了解市民对低碳农产品价格的接受度。结果显示，有92%的受访居民有购买低碳农产品的意愿，低碳农产品价格上着的幅度在6%以内，消费者可接受。一旦超过这个数值，接受度就小很多。“价格是一方面，低碳产品还具有其他潜力，比如说今后碳汇进入交易系统的可能性以及对公司品牌度提升的隐形效益。”
在业内人士看来，低碳农业需要推广相应技术、开展市场化探索、配套扶持政策等层面协同推进。虽然上海的农业面积小，产量也有限。但如果在生产技术和理念上领先，就能进一步发挥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影响力和价值。
